董润年，编剧20年“工龄”，导演5年“工龄”。

时隔五年，第二部自编自导的作品《年会不能停！》逼近13亿票房，以喜剧的底层逻辑，精准击中观众的观影情绪，打通了互联网大厂与影视工厂的变现路径，对齐了商业类型片的颗粒度，用行业黑话举一反三，在现实性与娱乐性的平衡间，实现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有网友盛赞，这是2023年最棒的国产喜剧片。

在董润年的创作年表里，喜剧的确是最亮眼的类型。从2003年，第一次以编剧身份创作情景喜剧《清明酒家》，到2013年，第一次编剧全国公映的动作喜剧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再到2023年，自编自导第一部偏商业的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

三部喜剧，编织起董润年的二十年。其中，他还创作了诸如《丑女无敌3》《心花路放》等喜剧作品。

不过，生活中的他，不爱主动说话，也不习惯逗人笑。他认为，要逗人笑，太难了，喜剧创作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个活。被问到是E人还是I人时，董润年称自己本质上个I人，但现在已经训练得很能说话了。

在采访中，某些预期里董润年创作上可能的关键节点，于他而言，只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沉稳、为变化做好准备，是他在这场聊天中流露出的感觉。从《年会不能停！》出发，他分享了他的喜剧创作，回望了他的二十年，也回望到那个更早爱上电影的时刻。

喜剧逻辑

高级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从零件“工厂”调入集团“大厂”，与企业文化格格不入的他，因一系列误会，职级却从K6到K9，年薪上涨至100万，职场黑话在误会百出的语境里显得无比荒谬。

董润年谈到，钳工胡建林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与大企业行为模式之间的冲撞，以及带来的荒唐后果，是整个故事所有喜剧点的来源。

这种情境的设置，是喜剧最重要的一个点。

回顾入行之初，情景喜剧的编剧经历，对他理解喜剧非常重要。“其实情景喜剧这个词，它的英文原称是situation comedy，situation翻译过来是环境、情境。也就是说，喜剧是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当一个人物处在一个错位的、荒唐尴尬的情境之中，他不需要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这个喜剧效果自然就产生了。”在《年会不能停！》的创作中，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这些情境上的设定。

作为天津人，董润年的喜剧基因似乎也来自爱听相声的环境。曾经听过的相声，成了他在创作瓶颈时破局的出口。《年会不能停！》被几次放下，又重新拿起，离不开董润年记忆深处里的三个相声作品——《连升三级》《小偷公司》《扒马褂》。

刘宝瑞的相声《连升三级》，讲了一字不识的地主少爷张好古，如何由于种种巧合中了进士，青云直上，连升三级的可笑故事。这启发了《年会不能停！》的故事结构。

“还有牛群、冯巩的相声《小偷公司》，用小偷群体这类跟官僚主义感觉距离最远的群体，讽刺企业的官僚主义。在创作过程中，我会想逐渐想到这些原理。比如把男主角设定为与当代互联网企业距离最远的产业工人，就会产生这种对撞的效果。”

他提到，一些传统相声、小品，包括早期的一些情景喜剧，都是值得挖掘、借鉴和参考的。“重要的是看他们如何找到讽刺的切入点，怎么把握讽刺的尺度。”除了剧作上受到两部作品的启发，《扒马褂》的角色设置也给了董润年灵感。

“其实就是分析原理，《扒马褂》的角色设置是很好的。一个惹事的人，一个不断去挑他毛病、试图揭穿他的人，还有一个努力去替惹事的人做掩护的人。三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永动机效应，而且跟观众也有更好的连接，至少有一个人能够带领观众的视线，帮观众在看的过程中提出他想提的问题。在设定角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种关系。”由此，《年会不能停！》也成了年度最强打工人的嘴替之作。

在董润年看来，喜剧创作的技法是相通的。从逻辑上讲，在舞台上表演能让观众笑的东西，在电影里应该也能让观众笑。喜剧本身没有哪些是电影的喜剧，哪些是剧的喜剧，或者哪些是话剧的喜剧。只是媒介不一样，很多喜剧手法是一样的。

在喜剧感之外，这部电影真正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所有人之间，都产生了误会。这种误会不单是语言上的误会，而是每个角色不同的地位和价值观的对撞，是思维惯性之间产生的误会，这本身不存在喜剧性。从胡建林的视角来看他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合理，当其他人站在他们的职场习惯里，看他的行为就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这就产生了喜剧感。”

两个时刻

除了喜剧，董润年其实还写了很多类型的作品。被问及有没有什么创作偏好，他的回答是，蛮想做科幻的。这或许可以从更早的记忆里找到渊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天津碱厂的宿舍楼，第一次安装内部闭路电视系统。屋外尘土飞扬，屋内死星摧毁、光剑对决、霍斯战役，电视屏幕里正遨游星际。《星球大战》三部曲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那是董润年第一次爱上电影。

五年后，他迎来了第二次电影启蒙。一根随风摇曳的白羽毛，不仅连接了阿甘的一生，也深深触动了还在上初中的董润年。回家以后，他开始拿一个本子，根据记忆，把《阿甘正传》重新默写了一遍。“我写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最后没写完，因为实在是忘掉了。但我觉得这是第一次下意识地，在写一个电影剧本。现在看来跟拉片其实蛮像的，只不过这是一个默写的拉片。”

也在同一年，董润年写了一个短篇科幻小说，第一次给《科幻世界》投稿，但是被退稿了。“虽然被退稿了，编辑给我写了一个挺长的退稿信，还告诉我哪里写的好，哪写的不好，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这是对我挺有鼓励的一件事。”

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被光抓走的人》，正是一部软科幻题材作品。

“那时候有机会就会去做，根本不容得你挑。”导演系毕业后，从电视剧编剧入行，既是无可奈何，也是顺势而为。对董润年而言，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是第一部编剧作品《清明酒家》被拍出来的时刻，他也第一次有了编剧署名。他解释道，当年做编剧，很多时候都是先从枪手开始做起。一开始可能要在不署名的情况下，去写很多东西，慢慢才能得到机会。

不过，这个机会也是有所准备的结果。当时，他和两位导演班的同学经常一起聊创作。看完《老友记》的DVD后，他们构思了两个古装情景喜剧的创意，《清明酒家》是其中之一。在本科毕业那年，他们协助赵宁宇老师为光线传媒拍摄剧集。在片场，他担任场记，另外两位同学担任副导演。同时，他们认识了光线传媒的影视策划。《清明酒家》在聊天的过程中被看中了。

第一次创作就得到了这种机会，坚定了董润年走上这条路的信心，但这种盲目自信很快便遭受了现实的打击。他说，第一次是运气好，后边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在2013年写电影剧本《厨子戏子痞子》之前，他写过很多类型的电视剧，也写过电影剧本。有的拍出来了，有的没拍出来，有的写着写着项目就消失了，或者有的时候写完没被认可。在他职业生涯早期，大概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间，他一直在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里。

“07、08年左右，我一度非常抑郁，天天在家待着，也不怎么出门，甚至连电话都不愿意接，话都说得不太利索了，一直在怀疑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无法掌握真正的编剧技巧，是不是学不会了，是不是写不出好东西。”

直到有一天下午，在写完一集剧本后，他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那天，下午四点多，我看着夕阳，就突然觉得自己会讲故事了。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写作，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会写剧本了。”他后来算过，那几年平均每年要写大概60万字。

这个顿悟时刻，是董润年第二个重要节点。他说，虽然后来有很多亮眼的成绩，那些都是很开心的事，但最重要的，还是最早入行写出东西的时刻，以及感觉自己蜕变的时刻。

到2013年，他遇到了写电影剧本的机会。因为有了前面的积累，他才能够接下《厨子戏子痞子》这个项目。

“《厨子戏子痞子》是电视剧《火线三兄弟》的套拍项目。当时我太太应萝佳是电视剧的制片人，因为导演管虎和三位演员张涵予、刘烨、黄渤都得过金马奖。他们就开玩笑说，四个获得金马奖的人凑在一起，只拍一个电视剧有点可惜。但是，还没有这个电影剧本，大家也只有拍这个电视剧的时间。

管虎导演将拍摄时间压缩，给电影腾出了一个月的时间。为方便筹备，这个电影必须是场景变化不大，故事比较紧凑，符合戏剧三一律的故事。他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让我太太罗应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编剧写这个电影剧本。

我知道后就很有信心，说可以写。应萝佳推荐我的时候，都没敢跟管虎导演说我们的关系，就跟他说找了一个同学先试试。我就跟导演聊了两次，很快达成了共识，可能一个月左右就先把初稿写出来了。”

晚成导演

作为编剧，与管虎、宁浩合作，从《厨子戏子痞子》，到《心花路放》，再到《老炮儿》《疯狂的外星人》，董润年已经是一个编剧“老人”。直到2019年，第一部导演作品《被光抓走的人》正式公映，他变成导演“新人”。

但他对当导演的渴望，再更早前就有了。看完《阿甘正传》，董润年第二次对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爱，以至于初中毕业，在同学录上写的都是，希望以后当一个电影导演，甚至那时候还不知道电影导演是什么。

上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他曾一度将当电影导演的想法抛至九霄云外，但仍然很喜欢看电影。有时候他会逃了晚自习出去看电影，甚至在1999年高考之前，还去看了《情书》。为了购买电影类的报纸和杂志，他会从日常生活费中节省出一些钱来。“从1994年开始，我就一直订阅《环球银幕》。我还喜欢看《戏剧电影报》，它每期都会刊登很多戏剧、影视方面的讯息和作品，甚至包括剧本的大纲。”

然而，当时的他并未找到入行的途径，家里人也都对此一无所知。直到高考前夕，学校教研室里，北京广播学院招生简章里的导演专业，再次激活了他的记忆。1999年的春天，他独自前往北京参加了两次艺考。他笑称，幸好最后幸运地考上了，广院来提档的时候，他已经被天津大学环境方面的专业录取了，要是没考上广院的话，就是另外一条路了。

再后来，他从编剧开始，也是想为当导演做准备。2006年，董润年研究生毕业。当年，青年导演要想走上导演之路，大部分得从剧组跟组开始。但当时剧组没有现在这么多，想去跟组都不一定有机会。由于写的剧本被拍了出来，董润年内心明确的是，先努力掌握剧作技巧，当有了好剧本，一定有机会转做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他有时候会跟组，根据导演、制片人提的意见去现场改剧本，对他而言，这都是很好的学习。

“但我确实转的相对比较晚了，2018年才拍自己第一部电影。”他说，原本可以稍微提前两年做导演的。

2016年，他跟迪士尼合作了一个科幻动作喜剧项目。剧本已经过了迪士尼总部的绿灯会，很多筹备都开始了，但因迪士尼战略变化，最后项目被取消了。这条路被堵住之后，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再等年纪就太大了。“无论如何，必须得拍了。”

董润年有个创作习惯是，会随时记下一两句灵光一现的概念，哪个先想清楚了，就先做哪个。早在迪士尼项目开始的一两年前，他就有了《被光抓走的人》的概念。当时的想法是，全世界相爱的人，都被外星人抓走了。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爱情可能是一种能量连接。外星人需要这种能量当能源。因为一直没想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就搁置了。

这时，他从几个想法里先想通了这个，就决定先拍《被光抓走的人》。同一年，《年会不能停！》的概念也出现了，但当时《年会不能停！》还只是简单的一个人如何组团参加年会的励志版本，他觉得这个故事并没有那么新鲜。

“我喜欢研究叙事结构。故事这么多年来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很难有一个大家完全没见过的故事。重要的是，怎么重新组合这些故事，以及有没有新的人物形象和情境，能让观众产生新的感觉。”

再次回想《被光抓走的人》，偏文艺的气质看似与《年会不能停！》很不一样，但可以发现，它们在某些创作理念上有着相似的东西。对此，董润年说，他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借用了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研究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的复调小说这个概念，写了复调式电影研究，自己的两部作品也与之类似。

“比如《权力的游戏》，它是很明显的复调式创作，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独立的、主观的视角，即便是一个配角，他的主体性也很明显。无论是《被光抓走的人》，还是《年会不能停！》，我一直都是这种方式。它们都是群像，都有很多角色，不管戏份多少，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我都希望努力赋予这个角色独立的、有主体性的叙事视角。这个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

另外，在《年会不能停！》评论区，有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写道，虚构与现实重合度高达99%，还差1%没对齐的颗粒度是理想主义。对于结尾过于“理想主义”的评价，董润年坦言，希望给观众一个正向的立场感受。

“更大数量的是普通观众，我不认为他们最后想看到一个大反转，一个绝望的结局。我觉得看电影，尤其是看喜剧，总是希望获得一些安慰。另外，我很喜爱我笔下的人物，我希望他们在电影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觉得观众来看这个电影，他也一定是希望得到某种东西。让人离开电影院时获得某种力量，这是我做任何电影都想去做的。”

他执导的第一部作品《被光抓走的人》结局也是如此。

他认为，影视作为一个产业，想发展下去，需要考虑跟观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观众更加沉浸的、更加参与性的进入到视频领域以后，影视跟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像当初大家其实想象不到，最终对行业形成冲击的竟然是短视频。

“当未来AI发展以后，每个人甚至可以去直接生成自己想看的视频。它对整个欣赏方式和受众心理都会产生影响。我不焦虑，但是我觉得得去研究由此产生的变化。虽然这个影响现在会往什么方面发展，以及具体会影响到什么人，还不一定能预测，但影视行业应该做好这个准备，这个发展可能会很快。”

在《年会不能停！》创作期间，他还根据搜集的素材，延伸创作了一部网剧《不讨好的勇气》，故事背景也是众合集团，但人物是全新的人物。不焦虑，也不停笔，顺势而为或许是创作者最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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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熊嘴兽

栏目编辑 | 熊嘴兽

责任编辑 | 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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