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最近半年时间，三部作品《刀尖》《猎冰》《三叉戟》接连面世，而他已经在大众面前沉寂了近八年。

其实这八年，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创作。《刀尖》早在2017年立项，《三叉戟》也在2020年就已经杀青，两部作品都等了五年才上映。

一个项目从拍摄到上映的时间，被放慢了许多。

对于早就凭借《中国大案录》《命案十三宗》《征服》等电视剧，以及《东京审判》《风声》《神探亨特张》等电影，以擅长谍战警匪类作品扬名的高群书而言，他用“无奈”二字，概括了这些年的等待。这种等待，放在年轻导演身上，或许会是致命的。

“拍完之后能上映是最重要的。经过疫情之后，心态没那么着急了。真的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会更珍惜现在这种状况，觉得能这么安稳地活着，有活干，有片子上，就已经是巨大的幸福。还能继续拍片子，我觉得作为手艺人真的很满足。”

《三叉戟》里，三个警察老炮即便快要退场，还在继续拼命。这种状态，对应的正是高群书的创作状态。

我想拍的是几个小人物

如何逆转大局

“我从90年代开始采访警察，接触多了，知道他们很难。”

高群书一直想拍一群警察的故事。在拍摄《三叉戟》之前，他曾拍过一个写警察群像的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剧迟迟没能播出。在此之际，他恰好碰上这本小说，便有了完成这个心愿的机会。

“很多作家写警察比较单一，更多是就案子去推进，缺少广阔的社会感。《三叉戟》不仅有大案，有警察，最主要的是有江湖感，有人生，能写成这样的真的不多。”高群书认为吕铮是公安作家里写公安、写警察最真实的，尤其是写好警察写得最好的。

“吕铮本身就是警察，到现在有24年的警龄。他写警察不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出于真感情。他写的是跟他一块生活工作的兄弟、长辈，他知道他们的个性。他是在写人生，警察也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他不是带着一种旁观的态度，他深知警察是什么，知道他们痛苦是什么，恰好我也是知道的。”

同名电视剧《三叉戟》早在2020年已经播出，对于原长篇小说而言，似乎改编成电视剧的空间更大，在改编电影剧本的过程中，如何取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电视剧是做加法，二十多万字的小说改成四十集的电视剧，需要不断增加内容。但电影必须做减法。”

高群书对这个故事如何表现，有着很清晰的态度。“我要选取的，一个是人物与人物关系，这里面有三个有意思的人物，还有与众多对手之间的博弈；再就是两个有意思的行动线，一是破案的行动，二是黑道的行动。”

“讲述破案过程和政治保护伞是另一条路，我更想拍的是几个小人物如何把大局逆转，《三叉戟》小说具备这些可能性，也是我喜欢的东西。”

他更想表现的是这些小人物，以及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破案过程。

“实际上，这个案子把所有人的命运勾连在一起，从幕后老大黄有发，到保护他的白手套以及黑道上的老鬼、小青，再涉及到黄毛、小雪这些小人物。破案的背后，想说的是这些人的命运走向什么结局的问题。”

这个片子讲的也是我的心态

“《三叉戟》这个名字，说的是和而不同。三叉戟组成一个兵器，勇猛有力，但是它又是三根叉子，每根叉子有它的独立性。”

高群书对三个老警察的个性，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

“这老三位就是三个警种。‘大背头’是经侦，‘大棍子’是刑侦，‘大喷子’是预审。这三个警种就相当于三个不同的职业，而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的气质、个性。他们的外号就是他们的个性。”

“经侦得有头有面儿，得注重形象，展现出的气质是文质彬彬的。‘大背头’就是装模作样，同时有谋划。刑侦一般行动比较直接，说干就干。‘大棍子’就是硬刚，宁可折了也不能锈了。预审审讯靠嘴，‘大喷子’就能喷，喷什么、怎么喷是需要很高的技巧的。这就非常鲜明了。”

三位老戏骨出演三位“警察老炮”，也有一个寻找最佳状态的过程。“海边喝酒聊天那场戏就拍了三天，难的不是拍摄，而是怎么把三个人的内在心态表现出来。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包括语气怎么处理，找了三天才找到。本人和角色得融在一块儿，既是他又不是他。表演不能真是去演，演是最简单的事，而要动真情。”

片中有很多高燃的打戏，注重的是比较写实的打法。由于国内的武打设计师是从香港来的，讲究招式，但打的时候具体怎么打，还得结合两个老警察的身份。

“这个度真的很难把控。这三个老警察的动作要讲究物理性，更重要的是不要有招式，不能是训练过的。我们用了一些烂仔跤，烂仔摔跤就是瞎摔。摔跤是个体育比赛项目，有招数，但我们这就是实打、乱打，拼了命打，都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除了对方有几个泰国保镖，剩下的都是烂仔。”

高群书喜欢用有个性的音乐，其中崔健更是他的挚爱。“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非常合适，就是老头走新路的感觉。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是60后，但是不退场，还要继续新长征。我也60后，崔健也是60后，基本上这个片子讲的也是我的心态。”

导演的创作就是研究人

在高群书的创作序列中，几乎都是警匪、谍战题材，这个创作路径被他认为是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

“这个偶然就是我在90年代的时候，来北京拍了《中国大案录》。那时候采访了好多警察，好多大案。”

“我特别关注这些案件里的人生。在此之前，我可能跟大家一样，认为杀人犯、黑社会无恶不作，没有底线。采访这些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除了干了违法的事，其他跟我们都一样，他们也有人性的温暖，甚至可能比更多的人孝敬亲人。某些时候，很多罪犯的野蛮性会大于理性。因为这些采访，我才发现了这些特殊的心理过程。”

通过采访，高群书了解到破案并非那么惊心动魄，而是一个非常冗长、琐碎的过程。摸排、调查，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但在犯罪这样的极端情况下，人性被放大了。所以在创作中，他更关注案子里每个人的命运。

“人生就是个选择的过程。（《三叉戟》）这个案子的人物也是这样，比如黄有发最后死亡的原因，既有策略上的，也有战术上的，还有他宿命里的东西。宿命来自于一个人最初的选择，当他迈出关键一步的时候，就决定了结果是什么，几乎无一例外。

比如黄毛的女朋友小雪，是被鬼哥利用搞仙人跳的一个小姑娘，我们有个镜头是，她做完仙人跳之后，她在车上把车窗摇下来，看着海鸥在飞，这就是她的心境。她渴望自由，但是一旦进去了就很难回头。”

他好奇人的复杂性，同时他也渴望塑造理想人物，三个老警察就是他的理想人物。

“写正面人物的复杂性一定是有限的。他们是我们的理想，是我对警察的理想主义塑造。我不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坏的警察，我希望警察都是好的，都尊重他的职业。不是说去剖析他人性的复杂，而是我们希望警察就是这样的，有公心也有私心。这个私心也得建立在正当的规则和理由下。”

谍战也是关于极端情况下怎么生存的故事。“在谍战中，你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你的生存比别人更艰难，这也是非常考验人性的。看好多老地下党的回忆录，他都会说一件事儿，就是他宁愿去战场上跟人拼个你死我活，也不愿意天天这么提心吊胆。”

在创作中，高群书一贯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就是人生。

“我特别喜欢研究人，对别人的人生感兴趣。我小时候想成立一门学问，叫人学。研究人有科学的、医学的，也有哲学的，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从肉体和灵魂两方面去研究。导演的创作就是研究人。”

再不干就没机会了

从80年代创作至今，从电视专题片、电视剧再到电影，高群书经历了中国影视创作、体制、市场环境以及媒体文化的飞速变化。

在高群书看来，现在大家到电影院可能更多是为了娱乐与宣泄，喜欢的是简单的东西，迷恋简单的快乐。习惯躺平，不愿意费劲了。电影也在提供更简单的享受，更简单的快乐。

“我们那时候接触的电影训练，仰慕的都是第五代导演那些有思想性、有风格的作品，包括第四代导演，谢晋导演他们讲的就是人生、社会。我们会被人物的命运感动，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因命运而感动。”

他提到在直播活动中，制作人谭飞说现在观众到电影院不是去看优秀电影，而是去找共情点。“你有没有共情点，你就有这个点就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好多小品式的电影。它们不讲三段式，就两段式。前半段是受压抑，后半段突飞猛进实现人生理想。大家以前说小品式是讽刺，现在说小品式是一种夸奖。因为它有很大的票房潜力，会带来很大的利润。电影肯定是商品，但是它是文化商品，文化商品有它的个性、艺术性和文化性。”

高群书对电影所应具备的文化属性缺失表示担忧，但也欣慰看到电影行业给予青年电影人的机遇。他感慨现在当导演更加容易，以前有好多编剧、导演，没人投资。现在年轻导演，有很多电影创投项目可以参加。履历变成了次要的东西，才华能得到迅速的反馈。

“我们那时候机会都特别少，可能得从拍不喜欢的片子开始，慢慢磨练自己，最后才能拍到自己想拍的，但是过程非常漫长，一鸣惊人的事比较少。

现在每年都出现好多青年导演，都很有才华。他们能够迅速得到承认，得到市场、口碑、媒体的检验。现在更容易成功，比那个时候机会多太多了。那时候就只有几个老导演才有机会，我们年轻导演就没机会。”

他提起，那时候电影制片厂的制度就像学徒制，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得先干场记，干两三年后，才能干副导演，再干两三年，才能干执行导演，再有机会成为导演。“现在只要你剧本写得好，参加创投拿了奖，机会就会很多。今年开拍率也挺高，好多创投项目都开机了。”

高群书也在努力跟着最新的创作语态，虽然一直在拍谍战警匪题材，但他也想改变创作方向。

“（接下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创作，下边准备了好几个剧本都是战争的，也有女性题材的。开剧本会也会接受各种建议，比如对方会说这是女频还是男频。天天接触这些新词汇，他们一说我就赶紧百度。”

“现在有一句话叫00后拼命想退休，那60后退休了想拼命，想着我要离场了，再不干就没机会了，我得抓住机会再大干一场，就是这个心态。只要我能干得动，我都可以干。”

虽然经历过等待，但这位“导演老炮”也不会停。